华工、留学生与民国巴黎中餐馆
较早报道巴黎中餐馆的，是《申报》1921年12月8日刊登的振声的《闲话留英法学生琐谈》（三），文中说道：“巴黎有中国饭馆四所，伦敦三所。在伦敦者为比较的讲究，巴黎之四所中，有二所陈设颇佳。惟闻有一所兼开赌博，吾人姑不论其办法如何，但惠顾之客仅中国学生，此其中亦有一种原因。因法国菜颇可口，与中国相似，故中国菜不能号召也。”其时最好的万花楼1920年冬天才开业，宜其没有很好的评价。到1925年，在北京《晨报》第33期筱功的《巴黎岁暮通信》中，巴黎中餐馆虽仍维持四家，但介绍详细多了：
中国的饭馆，在巴黎市中共有四家，却（都）在拉丁区。最上等的是万花酒楼……再次的就是共和、双兴两家。这两处是北方工人已经赚了几个钱的。他们店中，房屋狭小，饭食粗糙，一顿饭也要五个佛郎。这是中国一般学生大嚼之处，最穷的学生，还是不敢问津呢。其外在巴黎附近的哥鲁布及比阳谷两个地方，也有二三处中国饭店，那都是工人的俱乐部了。
这“共和、双兴两家”，不详是否就是杨步伟、郑振铎等都曾光顾的山东、保定馆子。至于保定馆子，从宽泛意义上讲，中华饭店也算得上，因为首任老板李石曾乃保定高阳人；巴黎豆腐公司鼎盛时期一百六十名工人中，高阳即占六十名，其中部分后来服务于中华饭店，至于后来有否另开饭馆，尚无有考证。
总之，巴黎中餐馆从一开始，无论经营者和服务对象，主要是围绕工人和学生，这是与英美等地的中餐馆颇为不同的。那是因为，英国的经营者，多由华人水手起家，起初也服务水手，渐至唐人街之“唐人”。兼之英国人不擅烹饪，故中餐馆也颇受本地人亲睐。美国人虽与英国人一样不擅烹饪，但因为淘金热及中央铁路的修建，华人华工众多，中餐馆早期自然也主要服务于华工，但很快受到其他族裔劳工的欢迎。特别是李鸿章访美后，适值后淘金时代的华工的东移，华人业餐饮者，遂创造“李鸿章杂碎”之名目并大肆鼓吹，“杂碎”表征的中餐因此渐渐受到美国各阶层人士的欢迎。比较而言，法国尤其是巴黎，乃烹饪强国强市，又无特别的华人涌入渊源，唯一战华工因战后劳工紧缺，故多有留居，然也多有婚娶当地妇女，不足以聚居成唐人街市；兼之留学潮起，巴黎的大学也集中在拉丁区，故尔仅逐留学生以及巴黎周近华工相对聚集地而得寥寥数家中餐馆，经营者自然也少不了华工。时人正有此观察：“巴黎共分二十大区，华人则均荟萃于第五区（一名拉丁区，又名学生区，盖巴黎大学之所在地也），故中国饭店，亦均开设于是。”（过福祺的《巴黎之中国饭店》，《申报》1929年2月27日第21版）
一战前线的华工
不过，时隔两年后，1927年郑振铎到巴黎时，市中的中餐馆就不止四家了——除了万花楼和中华楼，郑氏就还时时光顾另外几家不错的中国餐馆，尤其是北京饭店。据其《欧行日记》所载（良友图书公司1934年10月版）：“（六月三十日）晚饭在北京饭店吃，这也是一家中国饭店。”“（八月五日）晚饭，独自一人在北京饭店吃，要了一碗紫菜汤一盘炒牙芽，都很好，价共十一佛。”八月十六日晚餐吃完后，还将其与万花楼作了一番比较，认为在某些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：“晚饭与元及一位珠宝商陈先生同在北京饭馆吃，北京饭店的菜，比万花楼为新鲜，价亦较廉，惟座位不大好。她的炒鱼片，又鲜嫩，又有味，到巴黎后，没有吃到那么好的鱼过；万花楼的鱼总是冰冻得如木头一样，一点鲜味也没有。”此后，仍多有去吃。八月二十日：“晚饭在北京饭店吃。”八月二十四：“独自到北京饭店吃（午）饭。”八月二十六：“与蔡医生同在北京饭店吃饭。”稍后过福祺的《巴黎之中国饭店》（《申报》1929年2月27日第21版）也对北京饭店有很好的评述：“北京饭店营业最盛，客饭仅四方有半，味美可口，远胜他处。惟座位有限，后至每不能相容。水饺子一项，又为人所乐道。门首悬有红灯，时闪闪作光，以诱行人。明星李旦旦，常偕男友作是店之顾客焉。”
有一则陈学昭的轶事颇能说明北京饭店的广为接受程度。话说陈学昭与郑振铎一块到了法国后，在《新女性》发表了一组《旅法通信》等法国观察文章，其中对留学生中吃喝嫖赌不学无术等现象也多有揭露，便有巴黎的留学生放话说：“如果在拉丁区碰见，就要揍陈学昭，如果在巴黎的北京饭店见到陈学昭，也要揍
